【原文】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①。天之所恶②，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chǎn）然而善谋③。天网恢恢④，疏而不失。
【注释】
①或：这句中的两个“或”都是“有的”的意思。
②恶：不喜欢。
③繟：缓慢的意思。
④恢恢：广大的样子。
【译文】
勇于坚强就会遭到杀害，勇于柔弱就能保全性命。这两种行为一个得利，一个受害。天道所厌恶的，谁知道是什么缘故呢？有道的人也难以解说明白。自然的规律是，不斗争而善于取胜，不说话而善于应承，不召唤而自动到来，宽缓从容而善于安排筹划。自然的范围宽广无边，虽然稀疏但并不会有一点漏失。
【导读】
老子再次提出一个警告:应知进知退，不可恃勇妄为。告诫统治者，妄为妄争是祸患的根源。真正的得道之人会顺应自然，凡事依道而行。
【解析】
本章中，老子以一个“勇”字开篇，前半部分讲天道的生杀、利害、好恶十分微妙，甚至连圣人都不能完全理解其奥妙：后半部分讲道发生作用时完全是自然的，不用人为的造作，自然能够得到完美的结果。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在这里，“敢”的意义可以延伸为自身招致灾祸的鲁莽不智的行为。鲁莽是一种性格缺陷，这种行为往往会侵害他人，并从而导致他人对自己的报复，极有可能会被杀甚至株连九族，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老子所说的“勇于敢则杀”并非夸张之辞。整句话的大意是勇敢到什么都敢做的时候，就会招致杀身之祸；勇敢到有所顾忌的时候，就能保全自己的性命。怎么理解这句话所蕴含的道理呢？在老子看来，真正的勇敢应当是敢为而又有所不敢为，而不是恣意妄为，什么事情都敢做。
老子又说：“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勇于敢”和“勇于不敢”这两种行为同样是勇，但是因为它们的程度不同，所以导致的结果也就有很大差异。老子一向主张自然无为，这是他思想体系的核心，前面的章节中老子一再为我们阐释了无为的内涵，这一章老子再一次提起，并提升到了生死存亡的高度。同时，老子也反对恃强凌弱和肆意妄为。我们知道，自然之道是不可违逆的，如果违背了自然规律，就一定会受到惩罚。“勇于敢”是恣意妄为，它违逆了自然之道，所以做出这种行为的人会遭受惩罚。与此相反，“勇于不敢”是顺应自然之道的行为，所以做出这种行为的人可以保全性命。老子把生死和勇放到同一高度来论述，可见把握好“勇”的度对人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自然的法则，是不交战而善于胜利，不发言而善于回应，不召唤而自动到来，宽缓从容却善于谋划。也就是说，自然无欲无求却赢得了万物的归顺和爱戴。我们人类之所以要“争”，是因为有私欲，一旦有了私欲，人们就会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与他人、与自然争夺。人在满足欲望的过程中，显示出了自己所谓的“勇敢”。这种勇敢其实是违逆天道的，其结果必然是失败的。这段话的言外之意是说，由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人类生活的不变定律，这样就可以促使我们弃恶从善，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回归到大道中去，大道的德行就是这样实现的。
最后老子以“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作总结，不但警示人们不可“勇于敢”，还省略了一个不言自明的结论：顺道者昌，逆道者亡。
王弼《道德经注》
勇于敢则杀，必不得其死也。勇于不敢则活，必齐命也。俱勇而所施者异，利害不同，故曰“或利或害”也。孰，谁也。谁能知天下之意邪？其唯圣人。夫圣人之明，犹难于勇敢，况无圣人之明，而欲行之也。故曰“犹难之”也。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顺则吉，逆则凶，不言而善应也。处下则物自归。垂象而见吉凶，先事而设诚，安而不忘危，未兆而谋之，故曰“繟然而善谋”也。
勇于主动坚决地作为必然不会得到安详的死亡。勇于处于被动雌柔的地位必然能够拥有完满的生命。都是有勇气但是做法不一样，得到的结果也不同，所以说有的有利、有的有害。孰，是谁的意思。谁能够了解天意呢？只有圣人。以圣人的明智还难于做到勇于主动坚决地作为，何况没有圣人那样的明智，而想做到主动坚决了。所以说圣人还为难呢。
只有不争，天下万物才都不能与他相争。顺应道的规律就会吉利，违逆道的规律就会遇到灾祸，所以应该不说什么却善于顺应自然规律。处于低下的位置，万物就会自发地归顺。观察事物的征象而能知道吉凶，在事前就端正心态，平安的时候也要时刻留心危险，没有出现征兆的时候就先谋划应对的方法，所以说宽缓从容却善于计谋。
苏辙《老子解》
勇于敢则死，勇于不敢则生，此物理之常也。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者或以得死，世遂侥幸其惑然而忽其常理。夫天道之远，其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恶之所从来哉！故虽圣人犹以常为正，其于勇敢未尝不难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患天道之难知，是以历陈之也。
勇于主动坚决地作为就会遭到杀戮；勇于处于被动雌柔地位就能使自己和他人存活、保全，这是事物的常理。但是主动坚决的人有时又能够保全，被动雌柔的人有时又难免遭到灭顶之灾，世人所以宁愿侥幸而忽视常理。天道源远流长，绵延久远，有一次偶然情况发生了，谁知道是什么导致了事情这样发生呢？所以圣人还是以通常、普遍的情况作为正确、正当的，还是以主动坚决为困难。《列子》说：“迎合天意，揣度利害，还不如放弃这样的企图。”担心天道难于认识，所以用历史的经验来陈说。
不与物争于一时，要于终胜之而已。“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未有求而不应者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谁召之哉？繟，杳然舒缓，若无所营，而其谋度非人之所及也。
世以耳目观天，见其一曲而不睹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祸，恶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网之疏而多失也。惟能要其终始，而尽其变化，然后知其恢恢广大，虽疏而不失也。
不需要与外物争一时的高下，关键要最终得胜。“天哪里讲话呢？四季依时轮回，万物自然生长。”没有有需求却得不到满足的事物。神的想法，凡人是不能够猜度、思考的，如果神的想法真的可以知晓，那么神还能对人发挥什么影响呢？繟，宽缓从容，好像没有目的和想法，而这样的谋略不是人能够达到的。
世人以感官来感知世界，只看到其中极小的一部分，而看不完全，有以善召来灾祸的，有以恶得来幸福的，没有不觉得天网网眼太大，经常漏过东西的。只有能够对道有从始至终的了解，掌握所有的变化，然后就能够知道天网的广大，虽网眼稀疏，但不会遗漏。
【经典解读】
真正的勇敢不是肆意妄为，而是知进知退，知道坚守柔弱、下流。《吕氏春秋·贵公》上说“大勇不斗，大兵不寇”，就是这个道理。世人总以为勇敢就是“天不怕、地不怕”，以为能够凭借强力让身边的人畏惧、佩服为勇敢。尤其是那些还不懂事的青少年，总是觉得“牛哄哄的”、“痞子气的”是勇敢，觉得《古惑仔》电影中那些小混混是勇敢，其实这都是因为心智不成熟而造成的笑话。
真正的勇敢是有道德、有原则、怀着慈爱之心的勇敢。孔子认为勇是由仁者之心产生的，故而言“仁者必有勇”;荀子在《荣辱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有猪狗般的勇敢，有奸商和盗贼的勇敢，有小人的勇敢，有士君子的勇敢。争喝抢吃，没有廉耻，不懂是非，不顾死伤，不怕众人的强大，眼红得只看到吃喝，这是猪狗般的勇敢。做事图利，争夺财物，没有推让，行动果断大胆而振奋，心肠凶猛、贪婪而暴戾，眼红得只看见财利，这是奸商和盗贼的勇敢。不在乎死亡而行为暴虐，是小人的勇敢。合乎道义的地方，就不屈服于权势，不顾自己的利益，把整个国家都给他他也不改变自己的观点，虽然看重生命，但是，坚持正义而不屈不挠，这是士君子的勇敢。”这些儒家的大师们认为符合仁义的才是勇敢，这和老子的看似有异，实则相通。
“勇于敢则杀”，看似是勇，实则非勇，也就是荀子所说的小人之勇，孔子所说的暴虎冯河之勇，是自取灭亡之道。而真正的勇则是“勇于不敢”，正是心中有“道”、有“德”、有“大义”、有“大志”，所以才能忍辱负重。于是乎,蔺相如回车避廉颇，韩信当街受胯下之辱。得道之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不会逞强妄为，能够爱惜自己，远离灾祸。如何才能远离灾害呢?那就是回归于自然之道，不争、不先、不卖弄智慧。
万物都遵从自然规律而运作，它们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自然的规范是宽广无边的，它看似虚无疏松，实则事事俱到，绝不会疏漏分毫。老子通过对两种不同的勇的论述来告诫统治者不可随意压迫百姓，不可任意凌辱邻国，不可倚仗威势让天下臣服;而是要能够顺从百姓的意愿，能够有所不为。
【哲理引申】
战国初期，这山以东形成了六国争雄的局面，而一度强大的秦国则已经逐渐被大国遗忘。因为地处偏僻的雍州，秦国屡次东进都被强大的晋国阻断，之后又屡屡被魏国打败，失去了大量土地。曾经舂秋一霸，沦落为中原诸侯国眼中的蛮夷之邦，连诸侯会盟大会都没有资格参加。
公元前362年，秦国迎来了一位新的君主——秦孝公。秦孝公即位以后以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为已任，在国内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向天下征集复国强兵之策。一位在魏国不得志的年轻人听到了秦国求贤的消息，于是离开中原，远赴关中，这个年轻人就是商鞅。
商鞅年轻时喜欢刑名法术之学，受李悝、吴起的影响很大。他听说秦孝公在国内发布求贤令，便携带李悝的《法经》投奔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孝公。商鞅连续用帝道、王道、霸道之术游说，秦孝公都不能接受。最后他再次进见秦孝公，畅谈法家富国强兵之策，秦孝公听得十分入迷，于是决定启用商鞅进行变法。
商鞅变法遭到了旧贵族势力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对他们进行了同样强烈的反击，坚持“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并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强行推行变法。商鞅之法虽然改革了很多秦国腐朽的制度，但过于刻薄寡恩受到了众多指责。一次太子不小心触犯了法律，商鞅就下令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处以劓刑，公孙贾处以黥刑。商鞅在秦国为相十年，秦国的宗室贵戚大多十分怨恨他。
商鞅不仅在变法中勇于惩戒那些阻挠者，在战争中也敢于采取特别手段。公元前341年，秦孝公趁魏国主力在东方同齐、赵作战，派商鞅进攻魏河东，魏国公子卬迎战。公子卬与商鞅在魏国即相识。两军对峙时，商鞅派使者送信给公子卬，说:“我当初与公子相处得很快乐，如今你我成了敌对两国的将领，不忍心相互攻击，我可以与公子当面相见，订立盟约，痛痛快快地喝几杯然后各自撤兵，让秦魏两国相安无事。”公子卬应约赴会，却被商鞅埋伏的甲士俘虏,商鞅趁机攻击魏军，魏军大败。
宗室赵良劝说他效仿秦穆公时国相百里奚，多施仁政，减少酷刑，告别富贵，归隐田园，但未能被商鞅采纳。不久秦孝公去世，太子继位，商鞅失去了变法的靠山。这时，曾经被商鞅割去鼻子的公子虔立刻诬告商鞅谋反，商鞅自知怨恨众多，于是决定逃亡。当他逃亡到边关之时，天色已晚，曾经为了防止人民生乱，商鞅为秦国制定法律规定，晚上在路上走路是犯法的，于是他只好投宿。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鞅，见他未带凭证，告诉他，根据商鞅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才知道自己制定的法律有多么严格，不近人情。
而后，商鞅准备逃到魏国去，但魏国人因为他欺骗公子卬的缘故，不让他入境。商鞅只得逃往自己的封地，妄图用封地的守兵去攻打郑县，结果兵败被俘。秦惠王根据商鞅自己制定的法律，按谋反罪来处决他，下令将其车裂处死,并对国人宣布:“不要像商鞅—样背叛国家!”
改革者将商鞅看为一个敢于同旧势力做斗争的勇士，一个富国强兵的功臣;而保守者多将其看为一个废弃仁政、一味凭借酷法的无道妄为之人。可以说这两方面因素他都具有，他的确使秦国强大了起来，但严刑酷法同时也埋下了秦国突然崩溃、灭亡的隐患。商鞅没能坚持老子“守下、无为”之道，虽然建立了功绩，却落得五马分尸的下场，不得不让人感慨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