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故里一说位于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另一说位于安徽省涡阳县郑店村。安徽涡阳与河南鹿邑,同居道家文化发祥地的涡河两岸,两地直线距离不过80公里,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重新燃起一场关于老子故里归属的论争,并不断升级。
故里之争由来
关于老子故里的纷争,可追溯到1990年。当年6月,鹿邑太清宫迎来一位台湾客人———台北中华道教学院的马炳文(祖籍涡阳),当时陪同他的是鹿邑老子学会会长张景志。马炳文在回台后给张景志写了一封信:“能来老子诞生地朝拜始祖,一生光荣。”同年7月28日,马炳文又致信张景志:“老君台、太清宫之现有建筑,年久荒芜,意欲发起募捐修护,未悉修护费需款若干……”。
正为修复老子故里资金发愁的鹿邑人得知这一消息后喜出望外,立即将资金缺口情况用信件形式告知了马炳文,此后,马炳文凭着自己在台湾的影响力,以“重建老子故里”的名义开始募捐,不长时间就收到捐款100多万美元。而1990年11月17日,马炳文又给张景志写了一封信,称经他考察,老子出生在涡阳的根据比鹿邑还多。
马炳文在收到100多万美元的捐款后,突然提出老子故里不在鹿邑而在自己的老家涡阳,让鹿邑人一时难以接受。有关此事,主要的当事人马炳文和张景志都已辞世,其中纠葛难以揣测,但涡阳方面在媒体上刊登过一篇《老子故里到底在哪里?》的文章,文章描述的是另外一个版本。
文章援引马炳文外孙马杰的话说,1987年冬,马炳文回到故乡涡阳,一是探亲,二是寻找老子故里,返回台湾前托付马杰继续寻找老子故里。是年冬,已是涡阳县政协委员的马杰根据民间传说,在距离县城不远的闸北镇郑店村,发现当地遗存史料与传说有很多吻合之处,并把一篇《考察随笔》邮寄给远在台湾的外公。
文章说,“次年3月,如获至宝的马炳文再次回到涡阳,现场勘察后十分满意,也是从当年开始,马杰开始自费在郑店村的武家河畔进行挖掘,先后找到九口水井,挖出十余块碑记及大量汉砖、瓷器等文物,此后几年,马炳文先后辗转于涡阳和鹿邑之间,通过对比基本认定涡阳较符合老子出生地”。最终,望眼欲穿的鹿邑只能眼睁睁看着这100多万美元投给涡阳,由此拉开两县近20年纷争的序幕。
当事人信函
中国鹿邑老子学会张景志会长及潘又泉副会长出示的台湾道教会馆马炳文先生率团考察鹿邑老子圣迹之后给张、潘等先生的函件。兹登载如下:
景志会长 道席:
又泉副座
贵县相聚,因瞻仰老圣遗迹之便,得获识荆,至为快慰。嘱寻希夷巨著四种,遍找中央图书馆、道藏目录及此间道书出版社,皆无此书。兹交邮寄上道德经、西升经、无阳经、文始真经、大洞经,请誉收。至于希夷陈抟之书,当继续寻觅。如寻得,即行寄上也。
又:七月五日承蒙贵县首长及各位先生对弟所率领之老子圣迹考察团热情接待,至深感荷。谨此敬申谢意,祈为转陈。
再者,同仁等目见老君台、太清宫之现有建筑,年久荒芜,意欲发起募款修护。未悉修护费需款若干?请洽有关单位作一估价(①修复程度,②需工需料数目,③总价数字。),复函(寄台北市卧龙街二七四号,道教会馆转交弟收)示及。以便量力进行也。
专此顺祝
道安
马炳文(签章)
一九九0年七月二十八日
8月6日马炳文先生又急电鹿邑县县长,电文如下:
(加急)鹿邑县县长
感谢款待。能来老子诞生地朝拜始祖,一生荣光。老子仙迹和二圣地建筑宏伟。方、潘有问必答,更深认识,感到满意。遗憾的是,始祖诞生地,贵县不大敬仰。宣讲世界共认道教始祖仅剩古建筑,文物保护不力。朝拜无道士,党的机关组织对民烧香不解。建议修复二圣地,对贵县有益。国家拨,民众、人民宗教团体捐献,几方,达此目的是可能的。
马炳文(6)日敬
马炳文先生原籍安徽涡阳,朝觐鹿邑县老子圣迹之后,顺道探访故居,闻说涡阳城北八里郑店村亦有老子纪念地(天静宫,或曰中太清宫),于是率团前往考察,返台寻查史料。不久再次率港台一行6人迳往涡阳,汇同政府有关单位负责人,到郑店村(天静宫)遗址认真考察老子“故里”,还到河南鹿邑作了比较考察,得出的初步结论是:老子的出生地不在鹿邑,而在涡阳。
于是,马炳文先生1990年11月再函鹿邑县时,行文发生了突变。现录全文如下:
县长先生
方玉先生
景志先生 诸公大鉴:
又泉先生
恒修先生
诸公先后手教及附件一一拜悉。经商之此间道友,敬复如后:
(一)本年六月(似指农历——注)造访,考察老圣遗迹,承蒙盛情接待,并陪同至“西太清宫”、“老君台”参观。有劳各位手炎暑之中,内心至为感荷。
(二)老君生地,古书均载明系出生于苦县。台湾有一位专研老子学说的大学教授张扬明先生著“老子考证”一书讲,老子出生于亳县之“谷水”旁之“赖乡”。而涡阳县志则载明,老子出生于城北“中太清宫”(郑店子村)。此次实地考察结果,初步得知情形:
甲:鹿邑县部分计有:
一、老君台;二、西太清宫(庙田七百二十亩);三、圣母碑;孔子问礼处。
乙:涡阳县部分(注:涡阳县是新县。百年前,大部分是从亳县划地而成。)
一、无忧围;二、中太清宫;(县志载明有庙田三千亩,曾有道士两千余人。)三、老君炼丹处;四、九龙井(老君生后,九龙从地下涌出,吐水为其沐浴);五、白林(圣母全家墓地);六、尹喜墓;七、最近出土之古碑;八、中太清宫现在仍有两位高龄道士口述百代宗谱,说自古传来——老君出生于无忧围(中太清宫旁);九、东太清宫;十、孔子问礼处;十一、武家河(古谷水)。
丙:考察后初步结论:
古代“汤居亳”。苦县系当时人文荟萃之地,而现在鹿邑及涡阳东、西、中三座太清宫所在之处。故鹿邑父老言老圣出生于鹿邑,涡阳父老及文献均言,老圣出生于涡阳。据常理推断,老圣诞生后未西出函谷关度尹喜(著有西升经)著道德经以前,均隐居、入仕,活动于亳县、鹿邑、涡阳三县之中。孔子问礼处,不止一次,亦不止一处。究竟老子出生于何处之定点,吾人应虚心客观加以进一步之追寻。不管在何处,均应一体珍惜。
(三)同行道友鉴于西太清宫及老君台甚为荒凉,发起自愿捐款,加以迄今,口头认捐之数为美金陆千余元。此二处修护工程,打算什么时候动工,请书面通知,即由认捐道友迳行由其所在地之银行汇往贵县县政府收,加以运用。(收到后,请复告。)
(四)至于扩大复兴老圣遗迹。在涡阳境内者,涡阳父老及海外乡友拟于明春加以策划进行;在鹿邑境内者,欣闻鹿邑父老亦有此举。均欣见两地均有所成也,届时视实地状况,再尽绵薄。
(五)道末年老力衰,无法(且无此能力)担任方玉先生所言之名誉会长,只能于晚年将老圣学说关于修心养性,益寿延年之学最浅最狭部分加弘扬耳(教教书而已)。
专此敬复 祗颂
钧安
道末
(皖涡) 马炳文拜启 (签名)
一九九0年十一月十七日
谢谢恒修先生赐诗。
1991年10月22日《华声报》上,杨雪先生以题《海外人士捐资百万美元重修老子故里》报道了,“以台湾道教学院教授马炳文为主任委员的重建老子中太清宫筹备委员会,与安徽省涡阳县重修老子故里中太清宫筹备委员会,于九月二十六日达成协议,捐资一百万美元,重修老子故里中太清宫(原名天静宫)。
既然两地圣迹未明,其间偏颇太多,百万对六千(167:1),而且由“应虚心客观加以进一步之追寻”,一跃为“确认中太清宫为老子的确切出生地”。
由是,久熄的历史争议,重又被点燃。
争议根源
老子涡阳说
九龙井:老子故里有两大独特景观,流星园和九龙井。据《正统道藏·犹龙传》和多种典籍记载,老子诞生时,“洵水”上空出现千古奇观,“万鹤翔空,飞龙吐水,以浴圣姿,龙出之处,因成九井”。
《七真祖师列仙传》描述甚详,言四大真人刘长生、王玉阳、谭长真和郝太古寻到太上老子降生处,“见有九井并环着一座八角亭,亭边有株李树,相传太上生于李树下;四人步入亭内,亭中间有座石碑记着降生之事。”在叙述了太上出生时“九龙吐水,沐浴其身,所浴处遂成九井”之后特别强调:“其地神异载于经史,历有考证,非无据也。”
上世纪90年代,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考古人员果然在村内寻找到九口井。
郑店行政村村支部书记马平生说,考古人员找井时,他一直陪伴着。根据村里老人回忆,很快找到8口井。当时,有些井仍在使用,有的埋没在墙下。最后一口井,询问多人,一位80多岁的老人才回忆出来,井在塘下面。天旱时,挖塘取水,井就沉在塘底了。
涡阳县文物管理所副所长刘书平说,1992年将塘内的水抽干,泥清理出来后,井就出来了。井边是用陶制瓦圈拼在一起,一共17层。井底清理出数十片春秋时期的红陶片。考古人员确定,该井是春秋时期的井。其他8口井,有3口现代修理过,5口宋代曾重新修筑。
史料记载,每井有一小亭,井口之上为石刻蟠龙井圈。九井之间,用曲桥相连,井浮水中。并另有一座小亭,亭内立一块大型石碑,记述老子降生之事和九龙井的来历。
如今,因资金有限,当地只在最古老的春秋瓦圈井上建以六角井亭,亭上书有“华夏第一井”字样。记者在现场看到,该井立在水塘边,水塘仍然存在。井旁边有村民居住,他们将此作为休闲场所。
九龙井环列于流星园内,为老子出生地。如今,涡阳不仅勘查出流星园旧址,还出土了“古流星园”石匾额一块。
圣母墓:老子母亲的坟地
如今,在涡阳县太清宫东边、郑店村东北角,有一座高大的土堆,就是被老百姓叫做老子娘坟的圣母墓。每到清明时节,当地百姓都前去祭奠,希望她能给家人带来福音。记者看到,该墓有两米高,墓边有几棵柏树。根据涡阳县太清宫第三期建设规划,这里将根据历史记载,建造圣母殿。
在当地民间,至今流传着圣母为何怀孕的故事。有位白员外,家有一女,叫白莲子。一年的正月十五晚上,白莲子正坐在后花园的李子林里赏月,只见一道流星划过,流星飞落在白莲子面前的一棵李子树上。
白莲子借着月光摘下,正欲尝之,刚放到嘴边的李子“咕噜”一声滑到肚子里去了。随即白莲子怀胎八十一载。八十一年过去了,这年农历二月十五,腹内婴儿撞断母亲的3根左肋跳将出来,这婴儿便是老子。所以,老子一出生就有81岁。
老子出生后,见母亲伤势很重,第一件事就是炼丹救母,并在河滩里采来苔干做药引子为母和药治病,母亲的病慢慢好起来。一年夏天,“水母”作怪,“洵水”泛滥成灾,百姓苦不堪言,母亲命他治水,老子便施法将那口大炼丹锅移座在“洵水”之上,顿时河水被锁在锅中,变得温顺起来,不再漫堤。为感谢母亲九九八十一难的孕育之恩,老子写《道德经》时就写了八十一章,以示纪念。
尹喜墓:见证老子弟子的虔诚
出天静宫向东行约两公里,有一处尹喜墓,俗称尹子孤堆,为涡阳县所独有。当地人说,尹喜墓以前占地1000平方米,高约9米,宛如小丘。传说尹喜为报答老子教诲之恩,嘱其后人将其遗骸移葬于尊师故里。
涡阳县原文化局局长刘光蓉介绍说,解放初期,有个地方干部叫曹林,不懂文物政策,不请示就带领群众扒尹喜墓,想使用墓砖头。此事被上级知道后,立即将其行为叫停。此事件影响很大,称为典故,曾经入选新华词典,“曹林扒墓”成为词条。
1992年,涡阳县文管所对墓进行了清理。墓为砖石结构,有大型汉代方砖铺地,并存有巨石墓门两扇,每扇高170厘米,宽80厘米,厚10厘米,上有兽头铺首浮雕。由于早期多次被盗,墓志铭及墓中物品大多流失。
村民介绍说,以前该墓面积很大,墓门上有小孔。从小孔内观看,内有石桌、石凳和石台阶,像一个四合院。如今,由于耕地原因,孤堆已经不见,现场只略微比其他地方高出一点。此地已经被用来种植庄稼,在地里还能寻到一些破碎的汉砖,上面有菱形花纹。
把老子这位“中国的伟大哲人、世界的思想巨人”介绍出来的,是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的《史记》或曰《太史公书》。然而,据说造成老子生地争议的也是这部《史记》。
老子鹿邑说
太清宫:现存明清时期遗址
记者在鹿邑太清宫看到,该遗址现存有明、清或民国时期修建的太极殿、三圣母殿、娃娃殿等,其余建筑均为2004年后重建。
对于太清宫的历史,鹿邑的说法与涡阳的介绍大体相同。鹿邑太清宫始建于东汉延熹八年。当时汉桓帝刘志尊老子李耳为道家鼻祖,在其诞生地建“老子庙”以进行祭祀。唐高祖李渊尊老子为李姓始祖,并以“老子庙”为家庙,亲赴鹿邑祭拜。唐玄宗李隆基两度拜谒“老子庙”,更其名为“太清宫”,他还将祭祀老子母亲的“李夫人祠”更名为“洞霄宫”。
北宋真宗赵恒即位后,对老子尊崇有加,他在大中祥符七年亲赴太清宫,大兴土木,进一步扩大太清宫、洞霄宫、明道宫的面积,至此,太清宫的建筑规模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至今仍立在洞霄宫前的《先天太后赞》碑,是真宗皇帝亲笔所书。此碑高8米、宽2米,重50多吨,为现今中国国内道教同类碑刻之最。
太清宫于唐末毁于兵火,几成废墟。宋、金、元时都重修。韩林儿在亳州称帝,下令拆太清宫之材,运亳州盖宫殿。明万历七年(1579年),再次修缮太清宫。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由道圣等人募资重修,七年始成。
近代太清宫又毁于战乱,现仅存前宫太极殿、后宫三圣母殿、娃娃殿及唐碑一通、宋碑两通、金碑一通、元碑三通、清碑一通。
明道宫:传为老子传道之地
明道宫景区位于鹿邑县城东北隅,与太清宫东西相望。该景区以紫气大道为界,分为两部分,紫气大道南为弘道苑,北为明道宫。
大清光绪版《鹿邑县志·古迹·明道宫》记载:“明道宫在东门内升仙台前,唐名紫极宫”。唐天宝二年(公元743年)为太清坛。到了唐代,随着皇室对老子尊崇有加,即以老君台为中心,形成规模宏大的建筑群,以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均有增建,可惜又多次毁于兵火战乱中。
2005年,鹿邑县委、县政府依据唐、宋时的规模恢复重建明道宫。明道宫景区占地1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
主要景点有迎禧殿、众妙之门牌坊、弘道苑、玄元殿、文昌阁、老君台、腾云阁、弘道苑等建筑。其中,老君台200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老君台:传说中的老子升仙处
鹿邑县明道宫内的老君台,为鹿邑独有的一大景观。老君台,为老子修道成仙飞升之地,故初名“升仙台”“拜仙台”。建于汉代,盛于唐代,多次毁于兵乱,后历代修葺,已有2000多年历史。台高8.84米,台底面积765平方米。山门下青石台阶共32层,加上正殿前一层,恰为33层,正符合老子升33层青天之说。
记者看到,在老君台上还放置着4发炮弹。上面记载,1938年6月1日(农历五月初四),侵华日军攻打鹿邑县城,对老君台进行炮击,共打13发炮弹,无一发爆炸。见此情景,日军炮兵个个惊得目瞪口呆,停止了炮击。这些炮弹是当年日军炮击老君台的哑弹。
安徽大学孙以楷著《老子外传》的第二篇《宋国相人》中说:
老子究竟是什么地方的人呢?这个问题不象前一个问题那样众说纷纭,但是答案也不止一个。第一种答案是司马迁提出的,他在《史记·老子传》中说老子是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第二种答案是唐代孔颍达《礼记·曾子问疏》提出的孔颍达说,司马迁在《史记·老子传》中说老子是“陈国苦县赖乡曲仁里人也。”第三种答案是唐代陆德明提出的,他说他所看到的《史记》所记载的,既不是“楚苦县人”,也不是“陈国苦县人”,而是“陈国相人”。他在《经典释文》中为《庄子·天下》篇作解释时引用司马彪的注解,他说老子是“陈国相人”。还解释说:“苦,春秋时曰相。”第四种答案是边韶提出的,他在《老子铭》中说老子是“楚国相人”(见《隶释》)。《广弘明集》中释法琳在他写的《十喻篇》中引《高士传》,也说老子是“楚国相人”。第五种答案是姚鼐提出的,他在《庄子章义序》中说,老子是宋国沛人。马叙伦在《老子考》中说,老子是宋之相人。谭戎甫在《二老研究》中说老子是相人。但是他认为,这个“相”就是取现在安徽省濉溪县北相山的“相”而得名的。
他分析说,司马迁的说法与唐·孔颍达的说法,差别只在国籍。又转引唐·司马贞的说法:“苦县本来属陈国,春秋时楚国灭了陈国,所以苦县又属于楚国,就老子出生的时候说,当然说老子是陈国苦县人比较妥当;但老子死时,苦县已属于楚国,就老子晚年说,当然又以说老子是楚国苦县人为优。”
他又认为,东汉·边韶《老子铭》中说老子是“楚国相人”,唐·陆德明看到的《史记》说老子是“陈国相人”,与前两种说法的差别主要在县籍。但是,他看中了这个“相”字,已经不在乎第一个较详实介绍老子的司马迁是怎么说的了。他以为接着分析后面三种说法,很快就可以套入“宋国相人”之中去了。
孙以楷先生认为谭戎甫讲的“相”是今之安徽淮北市的相山,不对,是错误理解了西晋·司马彪说的“老子是相人,“相今属苦,与沛相近”这句话了。孙先生特别说,“司马彪是西晋人,他讲的‘沛’,是指汉代的沛郡以及西晋的沛国。它的管辖范围相当于今天淮河以北,西淝河以东,河南夏邑、永城以及江苏的沛、丰等地,当然包括今天的淮北市相山在内。”
这个范围在那里呢?让我们从争议双方都认可的、复旦大学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取出“战国·诸侯称雄形势(前356年)”的有关部分看看。
在当时宋国版图内确实有个“相”,它恰巧就在今淮北市西北角。但孙先生又说不是这个“相”,不然老子故里就不是涡阳与鹿邑之争,而是淮北市与鹿邑的关系了。
孙先生说司马彪之“沛”在淮河北、西淝河以东。那么,楚国的苦县,今天的鹿邑恰巧濒临此地,也许它正好没有落入沛之范围。所以司马彪说的今属苦县的“相”,正与“沛”相近,不就正好说明古称苦县的鹿邑,就是陆德明看到《史记》以及边韶说的“相”吗?
假如这两个“相”都不是孙以楷先生想要的“相”,真不知道孙先生说“老子是宋国相人”的“相”安在什么地方?能让老子背着“户籍不明”在游荡?
另外,孙先生说“老子是宋国相人,有三点根据:……2,据《万姓统谱》说:‘相,故殷城。’……”。
孙以楷先生和马炳文先生可能同样存在不谙历史地理图的问题。
马炳文先生在给鹿邑的信中提到“汤居亳”,以为“亳”即今亳州市的“亳”。从“商时中心区域图”可见,除今亳县(即亳州市)外,还有三处标了“亳”字。《辞海·史地分册》曰“亳”(bó)古都邑名。商汤时都城,共有三处:(1)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南,相传汤曾居于此,又名南亳;(2)在今商丘县北(图中标有商1者,亳,相传诸侯拥戴汤为盟主于此,又名北亳;(3)在今河南偃师县西,相传汤攻克夏时所居,又名西亳。灭夏后还都北亳(所以标商1)。
同图,在今安阳市内黄县东南标有商3、相。《辞海》曰“相”,古城名。在今河南内黄县东南。商王河■甲从傲(一作嚣,今河南荥阳北)迁都于此。这才是“故殷城”相。
图中还可在鹿邑旁见到一个“厉”字,也就是《史记》中厉乡的“厉”。而在淮北市旁可找不到“相”字这个城邑,可见厉之古也。《辞海》关于相县却是这样记载的:相县,古县名,本春秋宋邑,宋共公迁都于此,秦置县,因境内有相山得名。治所在今安徽濉溪县西北。汉为沛郡、沛国治所,北齐天保七年废入符离县。
1.西周时期中心区域图:鹿邑右边曰“厉(砺)”;亳县曰“焦(谯)”;淮北市附近未标“相”,可能未形成城邑。
2.春秋·郑卫、宋图中:鹿邑标为“苦县”,右边仍为“厉(砺)”。商丘市路北蒙泽旁有小邑曰:“蒙”北亳仍标“亳”,但,淮北市附近仍无“相”。可能是谭其骧先生的遗漏,而春秋宋共公何时迁都于此,笔者不谙历史,未曾查正。
同图,在今亳州市城父镇标有“许3夷”,在今丹城镇附近标“袲(侈)”。今安徽蒙城及涡阳所在地,可能还未形成历史上有名的城邑。
3.战国·诸侯称雄形势图,楚、越图,齐、鲁、宋图中,标有苦县、焦、相、城父等地名。相,确为宋邑。
在今河南淮阳的地方,从西周起即为陈、春秋曰陈(陈县)、战国曰楚2、陈(郢陈)。《辞海》曰:陈古国名。妫姓。开国君主胡公(名满),相传是舜的后代,周武王灭商后所封。建都宛丘(今河南淮阳),有今河南东部和安徽一部分。公元前478年(即东周敬王时——注)为楚所灭。陈县古县名。春秋陈国,秦置县。治所在今河南淮阳。又曰:“秦统一战争中,(楚)屡被秦打败。公元前278年郢(即今湖北沙市附近)失守,迁都陈(今河南淮阳)。前241年又迁都寿春(今安徽寿县)。前223年为秦所灭。”所以,陈有楚2、陈(郢陈)的标记。
陈国有这么一段生灭苦难,而陈国所属地界里有一个苦县,苦县所属又有这么一个叫做“厉”的邑里。我想,老子的生地应该是很清楚的了。但是,孙以楷先生等似乎只肯到县,不愿下乡。因为一旦下到“厉乡“或“赖乡”,即不成“宋国相人”,又会回到司马迁《史记》的“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或唐·孔颍达所见《史记》“陈国苦县赖乡曲仁里人也。
孙以楷先生坚持“宋国相人”的真意,终于在涡阳县重修老子故里筹备委员会杨光先生发表在《阜阳师范学院学报》中见到了。杨光先生文章的标题是《老子生地考辩》。文章认为:
1.同是《史记》,今本和孔颍达所见唐版本不同,《史记》有经后人纂改刊定之处。
2.《史记·老子传》中写了三个老子:李耳、老莱子、周太史儋,后两人是以存疑的态度提出的。可见司马迁对老子的事迹已不太清楚,但何以对老子的国、县、乡、里记述得那么清楚呢?
3.《史记》记先秦人物籍贯,像颜回鲁人、孟轲邹人、荀卿赵人,则记其国而不地;庄子蒙人、申不害京人、管仲夷吾颍上人,则记其地而不国;苏秦东周雒阳人、李斯楚上蔡人,则并国与地记之。对于孔子则记“孔子鲁昌平乡邹邑”,尚未言及“阙里”,为什么独独对于老子的籍贯记得这样详细呢?这与《史记》的一般体例不合。可知这段文字非太史公原文。
4.它是怎么来的呢?《汉书·地理志》(东汉·班固撰):“淮阳国苦县。颜师古(唐)注引云:‘城东有赖乡祠,老子所生地’”。《后汉书·郡国志》(南朝刘宋·范晔撰):“陈国苦县春秋时曰相,有赖乡。刘昭(梁代)注引《古史考》(三国时蜀汉谯周撰)曰:‘有曲仁里,老子里也。”后来,东晋道教理论家、医学家、炼丹术家葛洪写《神仙传》就联而书之曰:“楚国苦县濑乡曲仁里人也”。大概在唐代有人据此刊改了《史记》。
综上四点之后,杨光先生说:“‘楚国苦县说’盖出于此,不足相信。”于是乎: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约前145或135年—?)《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是流行之今本,不足信。
东汉·班固(32—92年)《汉书·地理志》:“淮阳国苦县”不足信。
三国蜀汉·谯周(201—270年)《古史考》:“有曲仁里,老子里也”不足信。
东晋道家葛洪(284—364年)《神仙传》:“楚国苦县濑乡曲仁里人也。”仙家之言,不足信。
南北朝刘宋史学家范晔(398—445年)《后汉书·郡国志》:“苦,春秋时曰相,有赖乡”不足信。
南北朝梁代(502—557年)刘昭(不详)同意蜀汉谯周《古史考》的观点,不足信。
唐经学家孔颍达(574—648年)《礼记·曾子问疏》说:按《史记》云:老聃陈国苦县赖乡曲仁里人也。”不甚足信。但在这里出现与今本《史记》不同的“陈国”,有点意思,有文章好做。
另一位唐经学家、训诂学家陆德明(550—630年)《经典释文·序录》中说:“老子者,姓李名耳(河上公云名重耳),字伯阳,陈国苦县厉乡人也(《史记》云:字聃;又云:曲仁里人;一云:陈国相人)。”前段不足信。“陈国相人”也不甚足信,但文章可由此做起。
于是有了前述:“同是《史记》,今本和孔颍达(应该着重说是陆德明)所见唐代版本不同。《史记》有经后人纂改刊定之处。”的结论。至于“一云:陈国相人”。是唐版《史记》说的,还是别人说的,无法查正。反正谁也见不到原版,说不定陆德明与孔颍达见到的,就是两种不同手笔的抄件,今人更无法找陆德明回来对薄公堂。
只要有“陈国相人”的字样,就好做文章:
(一)宋国相人
杨先生与孙先生一样,先撇开“楚国苦县厉乡”或陈国苦县赖乡”说,紧紧抓住东汉陈相边韶《老子铭》说“老子,楚相县人也”,以及唐·陆德明“一云:陈国相人”中的“相”字,把老子的生地从陈国或楚国拉到宋国。理由很简单,春秋战国只有宋国有“相”这个城邑,另外,唯宋国有“老”这个娃氏。也是一个见证。
(二)相,即春秋时的袲(侈)
《春秋·桓公十五年》记载:“冬,十有一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于袲,伐郑。”杜预(西晋将领,学者,222—284年)注:“袲,宋地,在沛县西南。”《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梁代)注:“相,《左传·桓十五年》会于袲者也。”杨光先生根据《春秋大事表》、《江南通志》等考定,侈即今离涡阳县三十公里处的丹城乡(镇)。
(三)老子的具体生地:在涡阳县西北五公里郑店村的(天静宫),理由是:
1.有始建于东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年),宋天禧二年(1018年)敕修,元至顺三年(1332年)再敕修的(天静宫)。有尹子(喜)孤堆。
2.根据边韶《老子铭》:“老子,姓李名伯阳,楚相县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在,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又据郦道元《水经注》:“涡水又曲东,迳相县故城南,”“谷水又东迳赖乡城南,……谷水自此东入涡水,涡水又北经老子庙东。”
又,东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年)谯(今亳州市)令长沙王阜所立碑说;“老子生于曲涡间。”再依曹丕(187—226年,即魏文帝)《临涡赋》:“荫高树兮临曲涡,微风起兮水增波。”因曹操故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故“曲涡”在谯东五十里处,今涡阳(天静宫)正位于“曲涡间”。
还搬出睢(jū)水来证明涡阳(天静宫)处在“涡谷间”,而且确定当今武家河即古谷水。
3.地理志和地方志记载
(1)《大明一统志·凤阳府》
(2)《大清一统志·颍州府》
(3)《四库全书·江南通志》
(4)《亳州志》、《涡阳县志》
(5)《江南通志·人物志·老子传》序言说:“江南自春秋时季札、子游产于吴,老聃、管仲出颍亳之间,风气肇开矣。”
4. 天静宫附近地名小考
5. 天静宫考古新发现
于是乎,把老子的诞生地从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①宋国相县→②相县西南的袲(侈)→③涡阳县北五公里郑店村天静宫,请读者从七十万分之一的安徽省地图看看,它是怎样进行三阶跳越的,就不难明了这不甚高明的移位法了。
杨光先生的考证很有份量,但有几点值得提出商榷。
1.杨先生开头就对司马迁《史记》的可靠性提出质疑,可又花很多气力去证明涡阳县天静宫这里就是苦县也是相县。为何?
2.既然西汉·司马迁(约前145或135年)“对老子的事迹已不太清楚”,而东汉初年班固(32—92)《汉书·郡国志》也不足信,反而东汉陈相边韶(生卒不详,至少比班固晚。因为班固生活的年代还称淮阳国而不称陈国或陈郡)《老子铭》“老子,”楚相县人也。”就那么肯定他说的就应该是“宋国相县”?
3.相,这个地方,虽然宋共公时已作都城,但直到秦统一后才置县。既然边韶说“楚相县”,那么,宋国的“相”就很难说是“相县”。至于宋“相”成为楚“相”,那是到了楚怀王(熊槐,前328—前299年在位)都彭城前后的事了。
4.文章中两处引证了梁人刘昭的注:
(1)《后汉书·郡国志》:“陈国苦县春秋时曰相,有赖乡,刘昭注引《古史考》曰:‘有曲仁里,老子里也。’”
(2)《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相,《左传·桓十五年》‘会于袲’”
杨先生认为前者不足信,后者足信,为何?
5.为证明涡阳武家河即古“谷水”,又谷水即睢水,杨先生特别引用《水经注·睢水》:“睢水迳谷熟,两分睢水为蕲水,故二水所在枝分,通为兼称。谷水之名,盖因地变,然则谷水即睢水也。”
这里,可以说杨光先生和马炳文先生都错了。
《辞海·历史地理》曰:睢水,即今湖北省西部的沮水。在春秋·楚、吴、越图、战国·诸侯称雄形势图等都有明确记载。
古谷水
《辞海》曰:
(1)即今河南渑池县南渑水及下游涧水,东流至洛阳市,西注入洛河。东周王城在谷、洛二水合流处东北岸,《国语》周灵王时“谷、洛斗,将毁王宫”,即此。
(2)古获水(即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理图集》中的丹水)下游流经今安徽砀山县北,有谷水上承砀陂东北流来会,自下通称谷水,东至今江苏徐州市入泗水。《史记·项羽本记》“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谷、泗水”,即此。
应该明矣。一条连七十万分之一高比例都不载其名的武家河,怎么成了“古谷水”呢?“武家河与睢水相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也许杨先生误把“雎(jū)”当成“睢(ruī)”了。睢水又如何?《辞海》曰:“古代鸿沟支派之一,故道自今河南开封县东从鸿沟分出,东流经杞县、睢县北、宁陵、商丘南、夏邑、永城北、安徽濉溪市南、宿县、灵壁、江苏睢宁北,至宿迁县南注入古代泗水。从春秋战国地图上看,今天涡河上游的许多支系都与“泗水”相通,武家河当然不在例外。并且,睢水确实如《水经注》云:“睢水东迳相县故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那么,这个相县即今濉溪县或淮北市,而不是杨先生指望的“袲(侈)”。
6.杨先生提出,“老子生地太清宫当位于谷水入涡处。”认为今鹿邑并无谷水入涡,也没有别的河流入涡。到《光绪鹿邑县志》说:“《水经注》又云:‘谷水又东迳苦县故城中,水泛则四周隍堑,耗则孤津独逝,今谷水虽鄄莫可考证,然吕志谓急三道河旧迳城中,急三道河不似水名,乃俚俗之称,何知非即谷水故道。特郦氏所叙自柘城故城东流者,其迹久废,而下游入涡处,又已戕改,土人佚焉,遂更标新目耳。”
请读者注意一下春秋·郑、宋、卫图,在今河南柘城北边惠济河旁标有“泓水”字样。《辞海》曰:“泓,古水名。故道约今河南柘城西北,为古涣水的支流。《春秋》僖公二十二年(前638年):‘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古代,泓是否读其半边弘(gōng)音,未知。若然,则与谷之古体彀(kē)音相近。
再查“苦县”,《辞海》曰:“苦县,古县名。春秋楚县。治所在今河南鹿邑东。东晋咸康三年(337年)改名谷阳。相传老子为此县人。”我想,如果东晋时这里没有一条叫做“谷水”或“泓水”的河流“迳苦县故城中”,苦县不会更名“谷阳”。(涡阳是否因处涡河之滨而名之?)假如东晋时“谷水”确有,而且撰著《水经注》的北魏政治家、地理学家郦道元(466或472—527年)也见到了并且记入了《水经注》。那么,这条“谷水”更不可能是武家河,而这条历史上有过战事的泓水(谷水)很可能已戕改入惠济河了。
就凭太清宫或曰老子诞生地处于谷阳县与涡河之间,似乎也比天静宫或曰老子诞生地处于涡河与武家河即名不见经传的“古谷水”之间,要“涡、谷间”得多。
由于黄河的滥淤,千年以来使黄淮大地上多少城池消失和移位,多少河道湮没改道,这是世人皆知的事实。楚汉相争时期那条著名的鸿沟还存在吗?那条自今开封县东分狼荡渠(原鸿沟),水东南流经杞县、睢县南、柘城北入安徽境的涣水(谭其骧图集曰:丹水),不就仅存下游的浍河了吗?黄河自身从战国至今改了多少河道?看看黄河故道图即知。它可以从海河跑到淮河,甚至酿成淮河都没有了出海口。难道说“东迳苦县故城中”的谷水不可能鄄没或戕改河道吗?我想,杨光先生如不抱成见应会理解的。
顺说,今亳州市的城父,春秋时期倒是陈国的城邑,又名夷,不叫苦县,也不曰相。若果当时袲(侈)也属陈国,并且就叫做相或者相县的话。那么,“陈国相人”则非此莫属。然而,孙以楷先生已力证宋国强于陈国,只有宋国有能力越涡河掠地,陈国做不到。杨光先生文章说“老子生于宋平公时,约公元前571年。”城父这块地方不久也为楚国所占,公元前533年楚公子弃疾迁许于夷,以实城父。所以,城父又标上了许、夷,而袲(侈)大概也逃不脱落入楚国的厄运。
两宫
战国、秦、汉时不仅民间流行方术,许多帝王将相既崇尚儒术,又崇信神仙、方家。西汉初期,文帝景帝两代(前179—前141年)皆以黄老清静之术治天下。因窦太后好黄帝、老子之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汉武帝时,神仙家欲摆脱方仙道的声名狼藉,效法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的方式,攀附当时在社会上颇有影响的黄老之学。神仙家开始是推崇黄帝,继之才抬高老子,汉武帝以后才逐渐形成具有宗教色彩的黄老道。
自从东汉顺帝汉安元年(142年)沛国人张陵于四川崇庆境内鹤鸣山(或曰鹄鸣山)倡导“五斗米道”起,即为道教定型化始。道教徒尊张道陵(即张陵)为“天师”,又敬奉老子为教祖,尊称为“太上老君”,并以《老子五千文》为主要经典,使老子的地位日渐显赫且趋于民间。在各地方兴道教馆舍的同时,凡与老子生活有关的地方也建起了祠、庙。
也许老子的生地与长地原本不一;也许司马迁《史记》中同时写了三个老子:李耳、老莱子、周太史儋,且各有其人而带来麻烦。假若李耳就是周太史儋,生时只做得“柱下史”小官,辞官出关西去,生死不明,只有关令尹喜得他《五千文》传于后世。那像孔子开创家庭教育,广收弟子三千、哺得贤人七十二,还有《论语》一部存世,详载着孔圣的论说以及与门人的问答。若非司马迁记载、道教徒们的敬仰,两千多年后的家乡父老谁会记得李耳这么个“柱下史”。依杨光先生的说法,晚老子四百年左右的太史公都没有搞清楚的人和事,让再晚司马迁两千多年的家乡再再晚辈去追叙本不甚有名的祖爷爷的身事,应该说更加困难了。
若说陈国苦县和谯郡地界(其时未有涡阳)的“老君祠”或“老子庙”都是同在东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年)修建的,大概也是统治者为了不使家乡民众敬仰老子的心情有所挫伤。然而,中国道教协会李养正先生著《道教概说》)中明白写道:“到东汉桓帝时代(147—167年),老子已被进一步神化,被捧上神座而享祭祀。《后汉书·桓帝记》记载,延熹八年(165年)两次派人‘之苦县祠老子’。次年又‘祠黄老于濯龙宫’。《后汉书·祭祀志》中说:‘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正春月使中常侍左悺至陈国苦县祠老子。同年十一月,以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祠老子。九年,亲祠老子于濯龙,文罽为坛,饰淳金扣器,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也。”钱耕森、李仁群《老子百问》介绍犹详。
注意,《后汉书》这里说的是“之苦县祠老子”、“之陈国苦县祠老子”,而不是“之谯郡(或沛国)相县”。也就说,汉桓帝御览的《太史公书》(即《史记》)也应该是“楚苦县”或“陈国苦县”!
李养正先生书中提到,“《隶释》卷三有延熹八年的边韶《老子铭》”。他未介绍全文,只摘了一段与老子生事无关的话,但指出了这个陈相——边韶是汉桓帝时代人。至于边韶《老子铭》曰:“老子,楚相县人也”是怎样来的,不得而知。但他至少还不至与圣上御览的《史记》相悖。一能解释的是,他当陈国太守时所辖的苦县,在老子生活的年代里,曾被楚国改称过“相县”,以示区别他做太守时的“陈国苦县”。所以边韶又说;“春秋之后,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在,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但边韶这一变说,却不知疑惑了多少专家学者。
杨光先生曾以曹丕兄弟随父曹操回乡祭祖时作《临涡赋》中有“曲涡”二字,而断言老子生于郑店村。这里摘一段曹丕为禁止吏民祷祝老子而颁布的敕令。李养正《道教概说》曰:“按苦县有老子之庙,汉桓帝曾遣中常侍左悺等祠之,魏文帝视其楼屋倾颓,乃令修整。于黄初三年(222年)又颁布敕令:
告豫州刺史:老聃贤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鲁郡为孔子毁立庙成未?汉桓帝不师圣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兴由桓帝,武皇帝以老子贤人,不毁其屋。朕亦以此亭当路,行来者辄往瞻视,而楼屋倾颓,傥能压人,故令修整。昨过视之,殊未整顿,恐小人谓此为神,妄往祷祝,违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闻。
曹丕这篇敕令表明他与曹操一样,有鉴于黄巾风暴,严为防范,对道教实行制约政策。他认为老子只能说是“贤人”,并非“神”、“圣”。对贤人可以尊重,但不准当作“神”而立祠祷祝,并且说这是“常禁”。以后(黄初五年)还下诏曰:“自今其敢设非礼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典。”
然而,这篇敕令却明确告诉我们,丕以往(至少在建安八年,即204年,随操等从许昌回谯郡祭祖时)路过苦县,知道苦县赖乡老子庙(亭)“当路,行来者辄往瞻视,而楼屋倾颓,傥能压人。”黄初元年(220年)操死,袭为魏王的曹丕在洛阳称帝之后,可能曾命人于鲁郡为孔子立庙,为尊重老子这个“贤人”,亦令修整。当他登基三年(222年)再返谯都(魏之陪都),路经苦县(不可能路经谯郡东南角百里之外的郑店村),看到老子庙“殊未整顿”,又见黎民百姓敬老子“为神,妄往祷祝”,而特下敕令与治所在悬瓠城(今河南汝南)的冀州刺史,宣告吏民,“妄往祷祝,违犯常禁”。按理,苦县离谯最近。谯是曹魏的本贯,建为陪都,为五都之一,不辖苦县,其令不达谯都也。
综上可知:
1.西汉·司马迁《史记》: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
2.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淮阳国苦县;
3.东汉边韶《老子铭》:楚相县人。春秋之后,相县虚荒,今属苦;
4.魏文帝敕令豫州刺史;
5.东晋:谷阳县;
6.东晋·葛洪《神仙传》:楚国苦县濑乡曲仁里人;
7.南朝刘宋·范晔《后汉书·郡国志》:陈国苦县春秋时曰相;
8.南朝梁·刘昭引注三国蜀汉谯周《古史考》:陈国苦县春秋时曰相,有赖乡,有曲仁里,老子里也;
9.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陈国苦县厉乡;一云:陈国相人;
10.唐·孔颍达《礼记·曾子问疏》:陈国苦县赖乡曲仁里人。
天津大学陈国符先生《道藏源流考·道馆考原》曰:”张陵谋汉之晨,方兴馆舍。…杀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坛,戴以草屋,称二十四治。“而至晋或称庐,或称治,或称靖。自东晋已有用馆以称修道之所者,至南朝仍称馆。而道观之称,初用于北朝。至唐代,始不用馆字,而以观字代之。及唐以后人撰文,辄改馆为观字。至唐宋以来,大的道观,则称曰宫。《旧唐书·玄宗本纪》:天宝二年(734年),改西京(长安)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洛阳)为“太微宫”,天下诸郡为“紫极宫。”
由于唐太宗曾诏谓:“朕本系出于柱史”,至高宗时,乾封元年(666年)帝自封禅还,二月已未,次亳州幸老君庙,追号曰:“太上玄元皇帝”,创造祠堂。唐玄宗天宝元年(724年)命亳州真源县“先天太后庙”及“玄元庙”各置令一人。天宝二年(743年)“正月丙辰,加玄元皇帝尊号大圣祖三字。”(见旧唐书·礼仪志)“三月壬子,亲祀玄元庙,以册尊号。制追尊圣祖玄元皇帝父周上御大夫敬,曰先天太上皇,母益寿氏,号先天太后。”同年九月,诏“谯郡紫极宫,宜准西京太清宫”。八载(749年)闰六月“丙寅,上亲谒太清宫,册圣祖玄元皇帝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十三载“二月癸酉,帝亲朝献太清宫,上元皇帝尊号曰太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旧唐书·玄宗本记)
玄宗三谒老子庙(太清宫)都是在西京长安原玄元庙进行的。堪称“太清宫”的,只能是唐玄宗等帝王认为的老子主庙,或者是“柱下史”老家的祖庙。请读者注意,唐玄宗只御封了两座太清宫!所以,今鹿邑太清宫才会残存着武德元和碑。
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八月庚申,诏来春亲谒亳州太清宫。”“庚午,加号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宋史·真宗本纪赞)宋真宗亲谒的是亳州哪方太清宫呢?宋真宗赵恒御制书并篆额的先天太后赞碑,至今依然屹立在鹿邑太清宫后李母坟前,这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可见,太微宫、紫极宫、天静宫等诸多道教宫观,都不能算是老子的主庙,只是规模较大的道观或跟老子生年活动有关的纪念地而已。
假如有确凿史料证明,鹿邑太清宫自唐玄宗册封之后就未曾更改过宫名的话,那么,唐代帝王所御览到的《史记》确如今本所载:“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